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】
如果今天一位熟悉二十世纪欧洲政治的人走进布鲁塞尔的会议厅，他大概率会先产生一种轻微的错位感，而不是震惊。因为他会发现，会议室还是那些会议室，议题也依然宏大，但人们讨论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。
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，西欧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经历了一轮剧烈震荡。油价暴涨、工业成本上升、通胀失控、社会抗议此起彼伏。在德国甚至出现过“无车星期日”（Autofreie Sonntage）、道路限速（高速公路100km/h，普通公路80km/h）、节能用电、城市交通限制等非常具体的应对措施。对当时的欧洲领导人来说，很多问题并不是“如何变得更好”，而是“如何避免变得更糟”。
但如果去读当时法国、德国或英国领导层的内部讨论，会发现他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，所关心的问题也非常直接：工业体系还能否撑得住？能源从哪里来？军事与外交空间是否会被进一步压缩？以及欧洲在美苏两极结构中，是否还能保留一定的自主空间？
在那个时代，政治表述中当然也包括价值、自由与民主，但这些更像是“结果”，而不是“起点”。政治家默认的一件事是：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业能力、财政能力和战略空间，这些价值本身是无以为继的。
换句话说，那个时代的欧洲政治人物，更在意的是结果，而不是话术；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问题本身，而不是如何描述问题。
事实上，在战后早一代的欧洲政治人物那里，这种思维甚至更加鲜明。
戴高乐和阿登纳共同完成了法德和解
譬如，戴高乐对美国并不友好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但他并不是在情绪上反美，而是在结构上保持警惕。他推动法国核力量独立，强调法国必须在北约体系中保持自主空间，本质上都是同一个逻辑：欧洲可以合作，但不能依赖；可以联盟，但不能失去战略能力。
这种逻辑在冷战高峰期尤其清晰：即便在北约框架内，法国依然选择退出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，这不是象征动作，而是明确的战略空间争夺。
把政治日常与政治战略融为一体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
施密特则是另一个风格。他不太喜欢宏大叙事，更愿意盯着工业数据和能源结构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他是那种会让财政部官员“压力很大”的总理，因为他总是在问一些不太好听但非常关键的问题：德国的工业优势还能维持多久？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不会侵蚀竞争力？能源安全是否被过度外包？
在1970年代的德国，现实主义是政治思维和决策的基调。鲁尔区的重工业调整、钢铁行业的结构性压力、以及后来与苏联天然气体系逐步绑定的能源路径选择，都是在这种“现实压力思维”下形成的政策。
这一代政治人物之间差异巨大，有法国的强势传统，有德国的谨慎计算，也有英国式的现实权衡，但他们共享一个底层共识：政治首先不是要表达价值，而是处理现实。因为，价值固然重要，但价值依赖实力支撑。理念当然重要，但理念依赖现实能力。
问题在于，这个现实环境后来发生了变化。而且，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。
冷战结束之后，欧洲进入了一段几乎可以称为“无压力时代”的历史窗口期：美国提供安全保护，俄罗斯提供廉价能源，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和增长引擎；全球化持续扩展市场边界，欧盟不断扩大。
在这一时期，欧洲的政治常态是：国防支出在许多国家持续下降，而安全议题逐渐从政治中心退场；与此同时，欧盟东扩成为主导议题，在中东欧逐步吸纳新成员，被视为历史“自然延伸”的过程。
这听起来是好事，某种意义上也确实是。但政治有一个规律：长期缺乏外部压力的环境，会改变决策者的判断方式和关注重点。
当现实压力消退之后，政治更容易转向规范、程序与价值表达。因为这些东西成本更低，也更容易形成共识。毕竟，“我们应该如何表达正确立场”，比“我们如何在能源危机中重建工业体系”要容易达成一致得多。
久而久之，一种新的政治语言开始变为主导。
世界不再首先被描述为利益竞争的场域，而更像一个需要被规则和制度加以管理的体系。在这种语境中，“规则”被赋予越来越高的地位。甚至开始出现一种潜意识：规则不仅约束世界，而且塑造世界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欧洲政治舞台上逐渐出现了一批风格相近的政治人物。
如果把贝尔伯克、冯德莱恩和卡拉斯放在一起观察，会发现她们经历不同、背景各异，但身上却体现出某种共同的时代特征。
政坛“道德主义者”贝尔伯克
贝尔伯克更喜欢一种道德化的外交表达方式。在她担任德国外长期间，她在多次国际场合发言时，往往会从价值判断切入问题，例如欧洲应当代表什么、国际秩序应当建立在什么原则之上，而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力量平衡或利益交换开始。这种方式在国内政治中当然是有效的，但在国际关系中，它会遇到一个结构性问题：许多关键议题本身并不提供清晰的道德坐标。
欧盟鹰派“外长”卡拉斯
卡拉斯则更接近一种“历史记忆驱动型”的政治人物。她的母国爱沙尼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经验决定了一个事实：安全从来不是抽象概念，而是长期存在的现实条件。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时间内，波罗的海国家对俄罗斯的判断始终比西欧更具危机感，这种经验在卡拉斯的政治表达中留下明显痕迹。在涉及乌克兰战争等议题时，她的立场往往更接近东欧国家的安全经验，而不同于西欧长期以来相对稳定的安全认知。
非民主产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
冯德莱恩则是另一种类型。她更像欧盟制度本身的产物，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表。在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期间，她的核心工作并不是提出单一战略方向，而是协调27个成员国在贸易、能源、产业与外交政策中的复杂分歧。在欧盟疫苗采购、能源危机应对以及对外贸易谈判中，这种协调需求尤其明显：她致力于让不同意见达成一致，但一致本身并不等于战略方向。
对这三位政客进行同框审视，并非因为她们是女性，而是她们虽然经历不同、立场各异，却共同体现出一种正在欧洲政治中常见的倾向。眼下，欧盟越来越倾向于产生“规范型政治人物”，而不是“战略型政治人物”。换句话说，更容易产生擅长表达原则的人，而不是擅长处理利益、安全与权力问题的人。
如果把视角再拉远一点，这种变化其实与欧洲自身的历史成功有关。
欧洲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几十年成为世界重要的规则制定者，并不是因为规则本身创造了力量，而是因为力量支撑了规则。
英国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推动自由贸易，是因为它已经拥有世界领先的工业体系和海军优势；当时伦敦港口的贸易量与金融能力，是自由贸易体系能够运作的现实基础，而不是理念结果。
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世纪塑造国际秩序，是因为它拥有压倒性的经济与军事能力。马歇尔计划、布雷顿森林体系，本质上都是能力外溢后的制度表达。
同样，欧盟之所以能够在许多领域输出标准与规则，是因为它曾经拥有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、庞大的消费市场以及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。比如在单一市场规则、环境标准和数据监管领域，欧盟的影响力来自其市场规模，而不是单纯的制度道德优势。
问题在于，当一个结构长期稳定时，人们很容易忘记稳定本身是有条件的。于是逐渐出现一种误判：把结果当作原因，把规则当作力量，把规范当作战略。
也正因如此，贝尔伯克、冯德莱恩和卡拉斯值得被放在一起讨论。
她们并不是欧盟问题的起点，而更像欧盟当前政治结构的自然产物。她们不是例外，而是常态。甚至可以说，如果今天欧盟产生的仍然是戴高乐式人物，那反而才是异常的。
因此，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可能已经不在于“她们是否合适”，而在于另一件更困难的事情：为什么一个曾经不断产生战略家的大陆，如今更容易产生规范管理者？
如果答案只是个人能力问题，那么问题很容易解决。但如果答案涉及制度激励、历史经验、全球结构变化以及长期安全环境的改变，那么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得多。而复杂的问题，往往也意味着它不会通过简单的人事更替得到解决。
美国副总统在2025年慕安会会猛烈批评欧洲。德国法学家迪特尔·格林（Dieter Grimm）：“许多欧洲人并不觉得自己能对欧盟的政策施加什么影响。”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欧盟今天面临的困境，或许并不是价值观太强，而是现实感在逐渐变弱。
它仍然知道自己应该代表什么，但越来越不确定自己依靠什么来支撑这种代表性。而当一个政治共同体开始更清晰地表达原则，而不再同样清晰地思考能力与代价时，它就会逐渐进入一种微妙状态：语言越来越确定，现实越来越不确定。
这大概就是今天欧洲最值得认真观察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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